蒯玉珠极为愕然，问道：“这是何故？难道是为了救我吗？骥哥哥，你我一起长大，你该知道我的性子，我宁可自己死了，也不要你向坏人屈服。”又问道：“于少保一定不会为了我做出有损朝廷利益的事，他老人家知道你跟坏人私自达成协议了吗？”

    朱骥不便当众谈及此事，便道：“这件事，不止于你一人安危，而是牵涉重大，容我慢慢跟你解释。”一面安抚蒯玉珠，一面挥手命手下让开，放穆沙等人离去。穆沙也不多言，只以蒙古人的礼节深深鞠了个躬，表示谢意，随即扬长而去。

    正好京营恭顺侯吴瑾率人赶来，其妹吴珊瑚也跟在后面。朱骥忙告道：“事情已经解决了。”向吴瑾使了个眼色，吴瑾便命妹妹先送蒯玉珠回娘家，好与家人团聚。

    朱骥告道：“适才穆沙提及还有人在打玉珠的主意，这次怕是针对于少保。”

    吴瑾忙道：“放心，有我在，一定尽全力保护于少保家人安然无恙。”顿了顿，又道：“你自己也要当心。”

    朱骥点点头，送走吴瑾，忽觉得眼前一阵昏黑，脚下一个趔趄，险些站立不住，幸亏一旁的林鹗及时伸手扶住。

    林鹗问道：“朱兄，你脸色十分难看，是不是生病了？”

    朱骥料想是体内毒性发作，却不便宣扬，只道：“我没事。”

    林鹗道：“玉珠一案虽已解决，但朱兄预备如何上报？”朱骥道：“事已至此，只能据实而言了。”大致说了内里情由。

    林鹗这才知道穆沙一伙蒙古人的真正目的在于太上皇，不由得骇然色变，道：“钟同已因复储一事遭杀身之祸，章纶亦是濒死，足见太上皇父子是当今皇帝的心头刺，提都不能提上一句。穆沙这件事，虽则太上皇并不知情，但若皇帝知道蒙古人竟意图助太上皇复辟，怕是不会就此甘休。一旦手足相残，将是自本朝靖难之役以来的第二大悲剧。而且极有可能皇帝因发怒而对蒙古用兵，兵衅再起，非黎民之福。”

    朱骥亦是极感为难，道：“我一开始便深知其中利害，所以一直刻意隐瞒内幕，连我岳父于少保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真相。然目下玉珠全身而退，安然无恙，而歹人竟无一人就擒，实再难编一套谎话自圆其说。”

    林鹗沉吟半晌，也没有好的办法，便问道：“杨埙人呢？他脑子活，主意多，也许会有办法。”朱骥道：“他去追索内应线索，一直没有回来。”

    话音刚落，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便匆匆赶到。他虽竭力保持一贯气定神闲的姿态，但仍然难掩焦灼之情，急迫问道：“听说是日本人绑架了蒯匠官之女蒯玉珠，意图要挟于少保拿郑和宝图交换，可有这回事？”

    朱骥道：“唔，这个……确实有歹人联络过我，约我在白塔会面，称玉珠在他们手中，要我拿郑和宝图去交换，但并没有表明身份。最终还是杨埙杨匠官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他们是日本人。”

    金英长舒一口气，道：“原来是这样！杨匠官到过日本，熟悉日本人情，他既然说歹人是日本人，应该是没错的了。”

    金氏一到场便称听闻是日本人行绑架之事，语气甚是肯定，然听到朱骥的对答后，神色、语气大为舒缓，好像是很欣慰终于找到了人证、物证。朱骥心如明镜，愈发肯定金英便是蒙古人的内应，料想对方已经得知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竟异想天开地想要将罪名嫁祸到日本头上，如此，旁人便不会再怀疑事情与太上皇有关，可谓十分高明的说辞。朱骥因为此事牵涉重大，也不能轻易揭破金英牵涉其中，试想连司礼监头号大宦官兴安都没有找到金英的把柄和证据，他又如何能捅穿这层纸？

    但金英亦是胆大之极，明知道极可能遭到怀疑，仍然赶来与朱骥当面议论蒯玉珠一案。虽然二人各有立场，且目的不同，但仍然有串通证词的嫌疑。或许金英以为曾经将禁中机密透露给于谦，算是对朱骥有恩。又或许他猜及于谦、朱骥这对翁婿心怀忠义，不忍见到太上皇处境雪上加霜，即便猜到真相，也不会就此揭露出来，更何况牵涉进案子的直接当事人是于府儿媳。

    金英又饶有深意地看了朱骥一眼，道：“圣上已经得知此事，很是震怒，决意停止日本使团朝贡，命他们立即动身返国。”

    言外之意，无非是明景帝已经相信了日本人绑架蒯玉珠以换取郑和宝图的说法，让锦衣卫不要再节外生枝，以此上报便是了。

    朱骥明知这是最好的解释，但还是难以轻易释怀，尤其是锦衣卫百户杨铭因此而遭灭口，案子却草草了之，真凶逍遥法外，他又如何向死者在天之灵交代？

    金英见朱骥沉默不应，料想他已经默认，便拱手辞去。

    林鹗不知日本人卷入并联络朱骥一事，问道：“当真有日本人牵涉进来吗？”朱骥点了点头，道：“据杨埙推测，这些人跟数年前闯入兵部官署盗取机密文书的是同一伙人。”

    林鹗道：“如此，金英这套说辞倒是最好的交代了。”压低声音，不无忧心道，“虽然玉珠这件案子算是揭过了，没有牵连太上皇。但那起金刀案，如果阮浪、王瑶挺不过酷刑，扯出太上皇，只怕南宫内外都难逃一死。”无奈地摇了摇头，又道，“这几日午夜梦醒，我常恨自己没有钟同那样的胆识和勇气……”双眼晶晶发亮，语音也哽咽了起来，不忍说完，怅叹一声，亦拱手辞去。

    蒯玉珠一案竟如此轻易解决，除了杨铭死得冤枉外，还算是比较圆满的结局。然朱骥心中仍有诸多顾虑及疑问——

    譬如金英不惜勾结外番，与蒙古人结盟以营救太上皇，而今事已难成，且正如林鹗所言，即便蒯玉珠一案息事宁人，但还有金刀案，太上皇亦是处境堪忧，金英是否还会有别的计划，甚至铤而走险？

    又譬如穆沙提及还有人将蒯玉珠当作一件奇货，愿以高价购买，联想到之前紫苏曾谎称手中握有蒯玉珠，出价者多半也是这伙日本人。这些人在北京潜伏多年，知道蒯玉珠被绑不足为奇，但他们又是如何与穆沙这伙人联络上的呢？还是说，大明内应非但外通蒙古，甚至与日本也有所交结？

    还有蒋琼琼失踪一案，她当日着急找朱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她入宫方便，知悉了金英秘事，亦被金氏杀人灭口？

    仓促之间，朱骥难以想明白究竟，不由又念叨起杨埙的机智聪明来，苦闷他不在身边。只是自皇恩桥一别后，杨埙竟再无消息。朱骥派了人到处寻找，均没有找到。他心中隐约感到不妙，亲自去找太监李发，想问问当日他到底对杨埙说了什么。然李发竟也在当日离开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此人间蒸发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还为此亲自到锦衣卫报案，暗指李发失踪是另一大宦官金英所为。

    朱骥心道：“李发是兴安的心腹，曾受命监视孙国丈府邸，多半是要拿捏孙太后一方或是金英的短处。前者多半是为了奉承当今皇帝，最终将太上皇拖下水。后者则是为了铲除对手。此刻李发失踪，极可能是被金英灭了口。之前杨埙全力追查内应线索，去找过李发后，大概也猜到金英便是内应，说不定一时情急，直接去质问金英，竟被他……”

    他不敢想象杨埙被金英灭口的情形，料想一时无法找到指证金氏的证据，遂干脆直接来找金英，开诚布公地问是不是对方杀了杨铭和杨埙。

    金英愕然道：“杨铭是太上皇最喜欢的人，我怎么会杀他？杨埙更谈不上了，我都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好不容易才娶到心仪的女子，一直陪着妻儿待在苏州老家。”

    朱骥却是不信，道：“难道金司礼不知道杨埙奉诏回来京城了吗？”

    金英道：“我倒是知道皇上欲修缮太庙，所以召杨埙回京了，但一直没有机会碰面。朱指挥，你我都是明白人，明人不说暗话，杨埙是个聪明人，我怎么会杀他？”又问道：“到底是什么缘由，促使朱指挥怀疑我是凶手？”

    朱骥不答，又问道：“那么李发呢？”金英料想不说实话，难以轻易打发走对方，便颔首道：“李发或许跟我有点儿干系，但杨铭、杨埙二人决计不是我下的手。我可以对天起誓，若有虚言，就让我来世仍然做不得男人。”

    对于身体残缺、心理屈辱的太监，这算是最毒最重的誓言了。朱骥遂点了点头，道：“好，我相信金司礼。”又问道：“会不会是穆沙那些人下的手？”

    金英道：“决计不是。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是要救人，不是来杀人。”想了想，问道：“会不会是日本人下的手？”

    朱骥摇头道：“杨埙还有这个可能，可杨铭跟日本人扯不上半点儿干系。”

    金英道：“或许本来就是两起案子呢？”

    朱骥道：“应该不会。当日杨铭赶着去找杨埙，当晚即遭毒手。而杨埙赶来皇宫见过李发后，便就此消失不见。我有一种直觉，感觉这两件案子是同一凶手所为。”

    杨铭受命到金桂楼一带盘问证人，他所发现的线索，一定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依照杨埙推测，极可能事关内应。即使到现在，这一推测仍然最有可能。目下已能肯定蒙古人内应便是金英，但他肯以毒誓表明自己没有杀人。可除了金英之外，还有谁有杀杨铭灭口的动机呢？

    杨埙也是同理。当日他赶往皇宫面见李发，也是因为追查内应，而金英也没有杀他，又有谁还想杀死一个漆匠呢？虽则日本人倒有可能，因为杨埙屡屡坏了他们的事，但朱骥却感到杨埙一案一定与杨铭被杀有关，他隐约中觉得有一根线能将这两件案子串连起来，却始终理不清楚。

    尽管猜到杨埙多半已遭不幸，但朱骥仍心存侥幸，期待好友某一日会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依然带着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幸运的是，朱骥预料自己将毒发身亡并未如期到来。有人投了一包药给礼部尚书胡濙，称是朱骥所中之毒的解药。胡濙本是良医，仔细检验后，认为可信，朱骥遂一口服下，身上奇毒果然因此而解。但由此再度引发了一桩迷案——

    这解药当然来自日本一方，可他们未能取得郑和宝图，亦未进一步联络朱骥，为何肯轻易交出解药，从而失去了唯一的筹码？

    最关键的是，知道朱骥中毒且由胡濙救治者，不过寥寥几人，胡濙、于康均未对旁人透露，且对解药来由一无所知，那么就只剩下杨埙了。会不会是他设法从日本人手中取得了解药，又托人带给胡濙？那么取得解药之后，情形又如何呢，杨埙是被杀了，还是遭人囚禁？

    然联络过朱骥的紫苏及其同党再未露面，线索中断。日本使团亦因卷入蒯玉珠一案而被明廷驱逐离京，但明景帝仍客气对待使者，且按照惯例给予赏赐。

    彼时除贡物外，使者所携私物增了十倍。礼部官员上言道：“宣德年间，凡使臣所携私物，俱按时价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不多，却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应大减其值。”

    明景帝也觉得二十一万太多，下令给银三万五千七。日本使臣极为不悦，当场甩了黑脸。明景帝不愿意得罪邻国，下诏增钱一万。日本使者犹以为少，要求增赐他物。明景帝只求这些人快点离去，不惜讨好，又下诏赠布帛一千五百匹，日本使臣这才怏怏而去。

    日本一行人离开中国时，路过山东临清，见当地富庶繁华，动了贼心，公然大掠居民财货。驻守临清的明军指挥前往诘责，反而被日本使臣殴打致死。有司请朝廷处置日本使团，明景帝口称恐失远人之心，反而下诏礼送日本使团离去。

    至于郑和宝图，仍有后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知道父皇生前念念不忘重下西洋，意欲替父皇实现心愿，命宦官传令兵部，将郑和宝图奉上。掌管兵部文书的车驾郎中刘大夏[5]先行得知消息，认为重开西洋劳民伤财，而下西洋所带回之物只是一些奢侈品，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用处。他思虑之后，料想无力谏阻皇帝，干脆利用职务之便，将国家机密文档郑和宝图私下取出烧毁[6]。

    兵部尚书项忠接到明宪宗诏令后，亲自赶来车驾司寻找郑和宝图，结果不见踪影。明宪宗遍索不得，只好不再提重开西洋之事。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蒯玉珠一案未曾公开，常人并不了解，京师官民议论热切关注的是金刀案，几近轰动全城。因为都跟太上皇有关，人们难免将此案与之前钟同、章纶的上书联系起来。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阮浪、王瑶虽只是宦官，却跟钟、章二位大臣一样，抵挡住了严刑拷打，极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是太上皇朱祁镇送的生日礼物，并无其他。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肯善罢甘休，穷治不已。大概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于死地，现在机会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锦衣卫长官卢忠也不得不上堂作证。卢忠只是个草包，起初不过是猜到明景帝心思，想逢迎上意，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他见事情闹大了，又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开始害怕起来，希望能够早些脱身。

    经人指点，卢忠找到了算命先生仝寅，跪地恳求对方为自己占卜。仝寅被纠缠不过，便为卢忠卜了一个天泽履卦，摇头道：“易言：‘履虎尾，咥人凶。’不咥人犹可，咥人则凶。”

    卢忠吓了一跳，见对方果然大有能耐，连忙将金刀案实为诬告之实情相告，求化解之法。仝寅不耻卢忠为人，怒道：“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将卢忠赶了出去。

    卢忠恐惧之极，反复思量后，便开始装疯卖傻。这一法子相当奏效，他虽被免去了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但竟因此得以逃脱金刀案。

    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来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明景帝朱祁钰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处死。阮浪年纪已大，又受到酷刑折磨，未等行刑便死在狱中。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追封阮浪和王瑶二人，卢忠再装疯也无法自救，被凌迟处死，仝寅之卦果然应验。这是后话。

    金刀案虽解，但明景帝朱祁钰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大宦官金英的流言。朱祁钰虽然怀疑金英意图与太上皇勾结，助其复辟，但却没有确凿证据。本来他是皇帝，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操纵臣民生死，不需要证据便可以捏造罪名处死对方，但金英却大大不同，他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朱祁钰可以对不起兄长，但却不能忤逆生父，就算他再自私自利，再无情无义，也跨不过最后的底线。

    金英仍然受到了惩处，被罢去司礼监官职，禁锢在浣衣局[7]中。不久又被释放，有诏“命往南京安处，以就优闲”，升调为南京守备太监，后病殁，葬于南京。

    这位历事五朝的传奇大太监，最终还是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许多人揣度金英手中不仅仅有一纸免死诏书，还握有足以扭转乾坤的重大宫廷机密，如此才能几度死里逃生，其子孙亦始终荣华富贵[8]。

    卢忠及金英事件后，明景帝朱祁钰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内的守卫，禁止人出入，还派人将南内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援树木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南内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朱祁镇的日常饮食衣物等物品，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为防止南内与外面联络，纸笔也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明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明英宗暗中结纳，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大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任锦衣卫长官，亦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明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而今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景帝欲暗察外事，遂提拔亲信毕旺为锦衣卫长官，专司侦访，暗中监视臣民言行。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明景帝针对亲兄长太上皇朱祁镇所采取的防范。

    南内汤池仍蔓草。困顿中的朱祁镇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屋晒太阳，突然发现南内的树木都没有了，变得光秃秃的，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明景帝派人伐掉了。朱祁镇大为惊恐，当即全身发软，跌坐在地上。

    惨红如血的斜阳照射在高墙上，南宫满园残存的花草都饱含着凄凉的悲意。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不但失去了自由，且完全丧失了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大明天子，主宰着中原大地，没有什么会让他心生恐惧。就算当初在土木堡血肉纷飞的战场，他也没有畏惧。而此时此刻，他浑身发冷，仿佛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冬日冰窟中。而最可怕的是，冰窟不只是寒气逼人，还有一股巨大的旋涡，不停地在他身边转呀转呀，时时刻刻要将他吞噬。他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但他知道一定会来，这才是他发自心底的恐惧，无时不刻，无处不在……

    明英宗身上，生动地体现出皇权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父子和兄弟的亲情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世上最残酷和最惨烈的事情，大概要算这类皇家父子或兄弟之间为夺取权力互相残杀的斗争了。

    中国自古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明英宗的转变由内至外，从心开始——他强烈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然而当他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时，他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到他后来侥幸重新登上皇位，立即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进行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闲庭草长，别院莺飞，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逐渐被人遗忘，而明景帝朱祁钰与李惜儿的恋情则在朝野之间传得沸沸扬扬。传闻皇帝为了解决子嗣问题，开始大肆纵情声色，甚至还将教坊司舞姬李惜儿公然召入宫中，而之前朱祁钰召教坊司蒋琼琼入宫，只是投石问路，其本意在李惜儿。

    皇帝与名妓交往，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宋徽宗赵佶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作“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自政和以后，皇帝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有时还叫大学士王黼同去。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出行事宜。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皇帝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宫中有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皇帝染病。

    李师师渐渐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真实身份，自然百般奉承。宋徽宗霸占了李师师后，其他人哪敢与天子争美，只能望“师”兴叹。武功员外郎贾奕以前与李师师交情甚厚，有一天喝醉了酒，醋意大发，写了一首词讽刺宋徽宗。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儿杀了贾奕，最后还是看在李师师的面子上，将他贬到琼州做参军。

    后宫嫔妃对宋徽宗如此迷恋一个妓女感到不可理解，受宠的韦贤妃私下问宋徽宗道：“何物李娃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答道：“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命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可见李师师令宋徽宗着迷的地方在于风韵别样[9]。

    明景帝朱祁钰之爱李惜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起后宫其他嫔妃，李惜儿风情大不相同，婀娜曼妙，聪慧而有个性，因而备受朱祁钰喜爱，宠赐优渥。皇帝为了讨她欢心，甚至下诏为前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平反，赦免王氏亲眷家人，李惜儿亦得以脱籍。甚至连向朱祁钰推荐李惜儿的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都得到了厚赏。

    看到皇帝被美人迷得神魂颠倒，人们甚至暗自揣测，以朱祁钰之一意孤行及不顾体面的个性，一旦李惜儿生下儿子，她会不会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位妓女出身的皇后？

    为锦衣卫故校尉王永心平反诏令下达后不久，李惜儿便亲身来到锦衣卫，当面向朱骥道谢。朱骥惭愧极了，道：“不敢当，我实无尺寸之功。”

    李惜儿道：“如果不是朱指挥你命蒋姊姊将我带入教坊司学舞，我便不能吸引到皇帝，更无法替亲人平反了。”又想到蒋琼琼就此下落不明，不觉黯然神伤。忽见兵部尚书于谦大踏步进来，慌忙拭泪起身，预备辞去。于谦叫道：“惜儿慢走，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李惜儿愕然道：“于少保找小女子何事？”

    于谦道：“之前我一直没有提过，不是有意瞒你，而是为安全计。目下王永心一案已然平反，便再无忌讳。事关你表弟王安。”

    王安是李惜儿舅父王永心唯一爱子。王永心被杀后，家产抄没，家眷被逮，李惜儿便是因此而入教坊司，但独有王安漏网——有人抢在官兵出动前，从王家带走了他。

    李惜儿亦曾多方打探表弟王安下落，但没有任何进展。此刻听了于谦一番话，瞪大了眼睛，颤声问道：“难道……是于少保派人救走了安儿？”又不由自主地转头去看朱骥。朱骥忙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于谦道：“这件事，除了我和具体办事的心腹，再无旁人知道。”

    李惜儿忙问道：“安儿人在哪里？他还好吗？”于谦道：“他在我家乡杭州，过得很好。”

    李惜儿这才知道于谦钦佩王永心忠义，想保住他唯一血脉，暗中托人救走了王安。一时热泪盈眶，当即朝于谦盈盈下拜。

    于谦忙双手扶住她，又谆谆劝道：“你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只是你以色事君，意在谋事，未免风险太大。”言外之意，无非指李惜儿有意接近迷惑皇帝，好换来为舅父平反的机缘。

    李惜儿居然也不否认，应道：“是，多谢于少保提醒。小女子早得高人指点，自有良策全身而退。”

    于谦一怔，但也未过多询问。朱骥几次看到李惜儿与仝寅在一起，疑心她口中的高人即是有“神算”之称的仝寅。

    事隔不久，李惜儿不知如何忤逆了明景帝朱祁钰，竟被驱赶出宫，自此不知所踪。朱骥等知情者料想她已经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到杭州去寻表弟王安了。

    朱祁钰荒淫无耻，公然迎妓女入宫，人们不敢指责皇帝，便改口咒骂李惜儿红颜祸水，到今日方知真相——原来李惜儿并不求荣华富贵，刻意接近皇帝，只为替其舅王永心平反昭雪，而目的一旦达到，便生出去意。

    自古妇人以色事君者，一旦失宠，不被处死，也要被打入冷宫，任凭容颜年华空耗老去。李惜儿从明景帝身上得到了她最想要的，还能够全身而退，可谓一件大奇事。

    有小道消息称，李惜儿得了算命先生仝寅的指点，且未花费过一文钱，盖因仝氏同情其遭遇。还有一种说法是，瞎子仝寅亦钟爱美貌女子，对倾城倾国的李惜儿倾心不已，甘愿为她出谋划策，殚精竭虑。

    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将带李惜儿入宫的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杖杀，称：“奸邪小人，逢迎以图富贵乃如此！”但却未进一步追索李惜儿下落。

    而神算仝寅更有奇遇。他在景泰一朝成名，在天顺一朝反而眷宠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听说仝寅曾预言他将要复辟，连复辟的时间都丝毫不差，大为称奇，打算授官给仝寅，仝寅坚决推辞不要。后来仝寅父亲仝清官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将赴徐州上任。朱祁镇听说后，生怕仝寅会跟父亲一起去徐州，连忙改仝清为锦衣卫百户，在京师供职。皇帝对仝寅的信重，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日，源西河来到锦衣卫官署，专程向朱骥告别。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新近辞世，他要即刻返回山东操办恩师后事。

    二人说了一番客套话后，忽各自莫名伤感起来。源西河道：“当初我答应琼娘，等到师尊过世、我尽完弟子孝道后，便与她一道远走高飞。可而今她下落不明，当日承诺，竟成一句空言……”

    之前朱骥调查蒋琼琼失踪一案时，听不少人提到蒋氏与源西河走得极近，甚至源西河有意为她脱籍赎身。只是教坊司隶属于礼部，妓女都是官妓，从良并不容易，不是有钱就行，还要取得一整套官方文书。蒋琼琼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坏了源西河衍圣公弟子的名头，事情就此拖了下来。谁想蒋氏后来莫名失踪，迄今杳无音讯，甚至不知道她到底卷入了什么事。

    对于蒋琼琼，朱骥自有一番难言的情愫。虽然近年来他们极少会面，但她在他心目中，始终有一席之地，且不同于妻子于璚英及儿时玩伴吴珊瑚的感觉。每每回忆起初遇时她的艳光四射、惊若天人，都会感觉做了个不可思议的梦。她缥缈，却不虚幻，她只是静静在那个位置，若有若无，风轻云淡。

    自从朱骥看到蒋琼琼与源西河在教坊司门前交谈的那一刻起，他便从蒋氏的眼神知道了她心之所系，心中虽觉涩楚，却也为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心上人，而源西河一表人才，又是名门子弟，身份尊贵，堪可配她。孰料世事无端，命运难测，她竟然就此失了踪，再也不见芳迹。

    即便朱骥不愿意承认，亦清楚蒋琼琼已经遇难。在他心目中，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如果她不是发现了什么，赶着来告诉他，便不会遭人灭口。而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他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到底是对头太高明，还是他自己太愚笨？她在天之灵，可愿意给他一点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