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无法面对，将父亲置于死地的母亲，也不敢开口和母亲说话，生怕她一不小心透露出来的哪句话，改天就成了她父亲的催命符，或者成为悬在她父亲头顶的一把利刃。
    这时候医生过来查房，说下午就给谢镜清动手术，开了一些药，让家属提前准备。
    谢芷兰轻轻擦拭了眼泪，将药方接过来，就去楼下药房拿药。
    她一走开，何姐就劝道：“镜清，芷兰大了，她有自己的主意，她不想见妈妈，就不见，没必要逼她。”
    谢镜清点点头，隔了好一会儿，忽然开口道：“何姐，我是怕我这一劫过不了，她跟妈妈处好关系，以后也多个人拉拔她一下。”
    何姐不赞成地道：“你也别尽想着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顾，你要是不放心，就该自己多保重。她是你的女儿，这是你身上推卸不了的责任”
    谢镜清低着头，轻轻“嗯”了一声。他这一辈子，唯有两个女儿，却都有所亏欠，前头那一个，已然连弥补都无法弥补，后头这一个，却是不能再被他牵连。
    谢镜清让何姐帮他找了一份纸笔过来，草拟了一封断绝关系的声明，准备一会女儿回来，就让她照抄一份。
    尚不知情的谢芷兰从药房里出来，刚准备回病房，就在楼梯口遇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人。
    她的表姐，程攸宁。
    程攸宁手里正拎着一盒糕点，像是来探病的，身上是八成新的蓝色衣裤，她的头发好像才修剪过，整齐服帖地贴在耳朵后面，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
    与谢芷兰此时的疲累.落魄形成巨大的反差。
    谢芷兰不过是愣了一瞬，就准备走开，却被程攸宁喊住了，问她道：“芷兰，你怎么在医院？是哪里不舒服吗？”
    谢芷兰淡道：“不是，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程攸宁伸手拦住了她，“等等，芷兰，是你爸爸在这住院吧？”
    谢芷兰瞥了她一眼，就准备绕开，没想到程攸宁忽然从钱包里拿了两张崭新的十元纸币给她，一脸诚恳地望着她道：“芷兰，你现在也不容易，拿着吧！”
    谢芷兰毫不犹疑地把钱接了过来，“谢谢表姐慷慨解囊。”她爸腿都断了，多二十块钱补充营养也好。
    钱离手的那刻，程攸宁似乎愣了下，大概没想到谢芷兰会收。
    旋即又语重心长地道：“芷兰，你不要和大姨置气，你是她唯一的女儿，她心里无论何时，都是将你放在第一位的。她只不过是气你爸爸前头和她闹离婚，闹得那样坚决，所以做事冲动了些。”
    直到这时候，谢芷兰才真正看了一眼程攸宁，轻声道：“程攸宁，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像是她的女儿，总有那么多的借口和理由。你要是有心，以后就对她好点，她为你考虑的可比我多很多。”妈妈要是真为她考虑，就不会站出来揭发她的父亲，将父亲置于更艰难的境地。
    她迫害父亲的时候，怕是没有想过，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女儿的。
    谢芷兰说完这句话，就径直回了病房，背对着父亲，将二十块钱交给了何姐，轻声道：“刚才程攸宁给的，不要白不要。”
    何姐笑道：“你自己留着路上用，我先前还攒了些钱，我以后是靠森哥儿给养老的，也不用存钱。你放心，你爸的路费和营养，我都会妥帖安排好。”
    谢芷兰忍不住抱了她一下，“谢谢你，何姨！”这个时候，这个拯救.安慰女儿的角色本该是她的母亲扮演的，没有想到，却是陪伴了奶奶多年的何姨。
    越发衬得，程攸宁说她在她妈妈心里是第一位的话，是个笑话一样。
    谢镜清下午的手术还算顺利，9月22日一早，谢芷兰坐上了前往兰城的火车。
    一个简单的小箱子，里头不过装了几身换洗衣服，和何姐给她收的一套被单被套，行李箱拎在手上轻飘飘的，可是谢芷兰却觉得，她的肩膀很沉，父亲让她誊抄的那一封断绝关系的声明，虽是父亲嘱咐，却仍旧让她在无形中，背负了很重的枷锁。
    她走得静悄悄，除了谢镜清和何姐，并没有人知道，谢芷兰今天离开了京市。
    谢家的消息，爱立很快就得知了。
    谢芷兰到西北军区以后，多美姐姐给樊铎匀寄来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
    周六晚上，樊铎匀从单位回来，就把信拿给爱立看，和她道：“以前谢三叔，对我和姐姐多有照顾，姐姐的意思，是想让我也寄些钱过去。”
    爱立点头，“这是应该的。”顿了一会又道：“虽然我恨他，但是也没到盼着人死的地步。”
    樊铎匀揽过了爱立的肩膀，就听爱立轻声道：“他是对不起妈妈和我，却并没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这场灾难，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樊铎匀应道：“现在局部斗争有扩大化的趋势，1966年带领我们去印尼.缅甸考察橡胶的热带作物研究院的院长和华南工业局的局长，最近也被批判了，这不是一个人的窘境，而是一个时代的窘境。”
    夫妻俩人沉默了一会，彼此都感觉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渺小，爱立忽然道：“铎匀，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把钱拿出来救人吧！”
    樊铎匀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这四年，他们也攒下了三四千块钱，夫妻俩人立即把各自存的通讯地址找了出来，又拿了一打信封，开始给下放在全国各地的故交写信，有樊铎匀的老领导，也有爱立以前的同事。
    搞到夜里十点多，樊铎匀数了下信封，一共有二十个，和爱立道：“如果那边回信，能有音讯，我们就每个月寄十元过去，存折上的钱，也够寄两年的，再加上我们后面的工资，凑三年，应该没有问题。”
    爱立道：“铎匀，我想起来，我还有两盒小金条。”
    樊铎匀果断地摇头道：“不行，现在金条一律上交，如果走黑市的路，怕是会引火上身。”
    爱立见他态度笃定，也就打消了这个主意，叹道：“都说乱世黄金，这个时代，连黄金都没法用。”
    樊铎匀安慰她道：“等以后市场能流通了，我们再拿出来。”
    爱立点点头。
    俩人都没有说，给黑五类寄钱，可能会存在的隐患。
    即是彼此默认了，承担这潜在的风险。
    第289章 精简
    第一天一早，爱立就陪着铎匀到邮局里，买了四十一张邮票，俩人考虑到，可能对方处境窘迫，连一张邮票都很难凑到，索性就往每封信里，都塞了一张邮票。
    还有一张单独的邮票，贴在了寄给谢镜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樊铎匀又给姐姐的婆婆汇了一百块钱过去，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说好的，让他如果寄钱的话，就寄给她婆婆，让她婆婆转交给谢镜清。
    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
    从邮局里出来，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轻声和铎匀道：“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来见我的时候，看着还挺年轻，我当时还猜测，他这个样子，再为国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断了腿，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都是个问题。
    生的时候，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
    她没有提名，没有提姓的，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她说的是谁，和她道：“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熬不下来。”
    缓了一会，又补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
    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真的可以吗？一个断过腿的人，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一个坏了的心，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而觉得惊诧和灰心。
    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
    他所经历的刑罚，让沈爱立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这个时代。政治的狂热，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这个疑问，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将她的疑问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艰难的时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铎匀温声道：“会的，他是谢家的儿子，他的哥哥是谢振，他的意志力理应像军人一样坚毅。”这话，樊铎匀不知道是说给爱立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谢家对他和姐姐一直多有关照，远的不说，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谢三叔不仅亲自去医院过问他的病情，还在他回汉城以后，给他寄了许多药材。
    谢三叔落难，于情于理，他都该伸手帮忙。但是除了钱，他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做什么？
    直到爱立说出了“写信”两个字。
    这时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寄信这件事本身。
    一周以后，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何姐给谢镜清送饭的时候，带了过来。一进病房门就笑吟吟地道：“镜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谁寄来的？”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睡得安稳了点，谢镜清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笑着问道：“是芷兰吗？还是森哥？”
    这是唯一知道把他的信，寄到何姐这里的人。
    却见何姐摇头道：“都不是，是樊铎匀。”
    谢镜清眼睛亮了一下，从何姐手里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从姐姐处得知三叔的近况，内心十分忧急，望三叔打起精神，积极配合学习和纠正，有为难之处，尽可来信。”
    落款人是“樊铎匀”。
    谢镜清抹了一把眼泪，和何姐道：“铎匀仍喊我三叔，何姐，他还喊我‘三叔’呢！”
    何姐也被他触动了情绪，眼含泪意地笑道：“镜清，你看，还是有好人的，你可得好好振作，早点好起来！这又是子侄，又是女婿呢！”
    “好！好！”
    一十封信寄了出去，爱立就开始在数着日子，最远的在东北，可能要一周时间才能到。
    国庆以后，她估摸着该有回信了，一早就去保卫部那边问有没有她的信，现在收发这块是小何在管的，看到她过来，就给查了下，果真捡拾出了一封信来。
    爱立接过来一看，是从东北寄来的，寄件人是俞美霞，是她大学时期的俄语老师。因为历史问题，子女与其断绝了关系，69年“第一号令”下来，城市开始驱逐五类分子，在无人接收的情况下，俞老师被学校遣返回原籍老家，但是她父辈那时候就已经迁出了东北，现在老家最亲的亲人不过是快出五服的侄孙。
    爱立从序瑜那里听到消息的时候，就嗟叹了好久。觉得俞老师60多岁的年纪，乡下亲友若是疏于照料，怕是很难撑到十年后。
    这一封信捏起来还有些厚实，爱立拿在手里，心绪都有些复杂。
    小何问道：“是沈同志的亲戚吗？”
    爱立笑道：“是，有些年没联系了，没想到会有她的信。”和小何道了谢，就把信塞到了帆布包里。
    从保卫部那边到机保部的路上，因为惦记着俞老师的信，她一路连走带跑的，也没注意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猛然被人拦下来的时候，还有些意外，定睛一看，发现是总工程师许有彬，怔了一下，笑道：“许总工好！”
    许有彬点点头道：“沈部长，我刚准备找你呢，没想到在这遇到了，你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
    “哎，好！”这四年来，许有彬行事算是有所顾忌，预期的撕破脸皮并没有发生。不知道是许有彬顺利当了总工程师，心里顺畅了，还是因为她师傅是革委会副主任的缘故。
    虽然偶尔也会有一点不大不小的分歧，但都尚在可控的范围内。
    爱立以为，许有彬找她，是问车间或机器设备的事儿，没想到是询问她和舒四琴熟不熟悉。
    爱立一时有些懵，“舒四琴吗？许总工你是准备交给舒同志更重要的工作吗？”
    许有彬点头，“笑道，舒四琴参加过两次国庆观礼了，又是劳模，我想着把她调为清棉车间主任，你意下如何？”
    爱立蹙眉问道：“生产副主任吗？许总工，现在清棉车间的主任是郑卫国，刚刚提拔一年左右，表现挺好的，是不是没有调换的必要？”虽然她和舒四琴也算有交情，但是舒四琴现在只是常日班指导工，按理该在这个岗位上再磨炼一下，才能提到车间副主任的位置上来。
    不料，许有彬摆手道：“不是副主任，是车间主任。她见过两次主席和总理，现在在整个汉城的革委会都很露脸，如果还只是一个常日班指导工，外头的人，会说我们厂的觉悟不高。”
    爱立不赞同地道：“可是厂里一向有规定，车间主任必须是助理工程师，副主任可以是由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许总工，你知道这一者的区别在哪的，车间主任是要对整个车间的运行和生产负责的。”
    许有彬仍旧不以为意地道：“有你沈部长在后头看着，多给指导指导，出不了什么事儿。”
    话说到这里，爱立恍然大悟，为什么许有彬要提拔一个车间主任，不先找她师傅商量，而找她这个机保部副部长，敢情是想让她帮忙兜底。
    原来许有彬是清楚，舒四琴没法胜任车间主任一职的，他提拔舒四琴，完全是想拉拢这位在汉城革委会都能说得上话的劳模。
    这个人，大概是想利用舒四琴搭上汉城革委会，给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
    虽然不知道许有彬确切的想法，但是沈爱立知道，生产是她们厂生存的根本，清棉车间又直接影响了整条生产线，平时她和师傅都重点抓清棉车间的生产任务，让一个不适宜的人待在这个岗位上，爱立想想都觉得，这是在拿整个国棉一厂工人的饭碗当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