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俊义有时恍惚他并不是在讲述倭兵和倭国百姓的罪恶，而是在批判国人的愚蠢：“闻焕章，还有你们这些儒生，看待异族问题上愚蠢的并非你们几个，你们无须自责，愚蠢的国人不胜枚举，甚至某些高官达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八百年后，战争结束了，愚蠢的国人不思复仇，还一心想替倭人说好话，劝说或麻痹国人放弃复仇。那些愚蠢或别有用心的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清醒的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善良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国人会说倭国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倭国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倭国人民是不善良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否则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倭国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国人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卢俊义向那些儒生文官问道：“你们说那些不在战场上的倭人有没有罪？”闻焕章等人被卢俊义之前的麟怒吓呆了，寒噤着不敢开口。
卢俊义冷笑道：“你们若是也活在八百年后，你们会听到那些蠢人对这个问题出人意料的回答，那些蠢人说，由于倭国人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倭国人民仍然无罪。这些蠢人承认了，他们无意识地承认倭人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倭人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蠢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不经意地把倭人的罪责推卸给了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但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有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有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有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必须清楚，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倭国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倭国人，哪里会有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倭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倭国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但那些别有用心或愚蠢到一定境界的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正义人士的注意方向，使大家只去追究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倭国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大部分中国人。”
讲到这里，卢俊义情不自禁地叹息道：“替仇人掩饰间接杀害亲人的罪行，这么自虐的民族，我卢俊义既然来了，一定要把这个恶劣的民族性格给扭转过来！”
卢俊义的情绪又变得有些沉痛：“八百六七十年后倭国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畜生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那些愚蠢国人所谓的‘环境’之说如出一辙。我卢俊义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倭国人，而且还是跟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那些愚蠢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国人和倭国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倭国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倭国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倭国国问罪就是了。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倭国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它所有罪人的罪责：日后那些卖国的吴三桂、慈禧、袁世凯、汪精卫，倭国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还有社会上的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成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 那些天生蠢材却自以为天才的国人其实完全可以造出一个“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这样一来，那些八百年后，主要指的是八百五十年后的那些愚蠢国人就很奇怪了，他们既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倭国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倭国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作了恶，那些愚蠢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这些国人似乎认为，只有倭国人民天生下来就是恶棍，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一个人只要生下来时是善良的，那么以后杀人放火都可以不承担责任。这是那门子逻辑？”
说到这里，卢俊义情绪有点过激，指着那些儒生大骂道：“文人误国，尽在对外之事！文人，这些整天吃饱了撑的文人，这些愚蠢的登峰造极的文人，害了几代领导层，害了几代中国人，如果任由这些愚蠢文人的言论霸占舆论，则国将不国！”
想到这里，卢俊义抑制不住如刀割般的心痛和愤恨，他想起了后世糟糕到不可收拾的情况，除了一些网络愤青还固守道德良知和一颗拳拳爱国赤子之心之外，大部分老百姓们都麻木地认为“倭国人民善良、爱好和平”。甚至有一些混蛋、禽兽、脑残到令人发指地步的杂种级别的人物还专一以打击愤青为荣，以亲日为荣，以反日为耻，这种人怎么不早生七十年，在没出生时就沦为倭国畜生刺刀下的婴儿，也省得出来祸害中国。这种畜生人物还日益增多。
卢俊义敢说，后世的中国人接受“倭国人民善良、无罪”这一观点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当时并没有问：“为什么是这样? 有什么证据吗?”他们当时接受的也只是这一观点，而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看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接受这一观点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其实，中国人只要略略动动脑子，再大胆一些，就可很容易地发现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事实与此相反，由于长期的心理积淀，现在已经很难把中国人心中的这一错误思想根除掉，抵制日货的活动屡屡失败就源自于此。
为什么国人那么容易接受“倭国人民善良、无罪”这一荒谬绝伦的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定能战胜邪恶和敌人。这当然是某些政治宣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像打猎一样捕杀塔斯马尼亚人，到一八七六年，塔斯马尼亚人灭种了。塔斯马尼亚人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失败了。可邪恶却胜利了，永远地胜利了。白人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驱逐并大规模屠杀美洲大陆上原先的主人，使自己这个客人反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印第安人也永远失败了，而邪恶和敌人却永远胜利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并非是不可战胜的，邪恶并非是必败的。在人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劳动人民命运十分悲惨，因而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和斗争，但又无数次地失败了，遭到了残酷的报复。于是正义屈从于邪恶，人民屈从于敌人，照样过悲惨的生活。他们含悲茹恨，逆来顺受，默默无言，不再反抗。而邪恶依然得势，敌人依然高高在上，骄横跋扈，压榨人民。可见，人民并不是大无畏的，她有她的软弱性，不可能与敌人永远战斗下去。
人民并非是大智大慧的、明察秋毫的，她有她的知识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有的国家维持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或让一僵尸思想（董仲舒阉割后的儒家思想）统治了数千年，其人民却一直没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有时，许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他们祖国的人民所认可，而宗教这种反动落后的精神鸦片却长期为这国人民所接受：这些都说明了人民有她不知道不明了的地方。
世界上许多民族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家，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拥护统一，但总是迟迟不能如愿，可见，人民往往只顾过那种庸俗的生活，能吃好穿好就够了，至于那统一国家的大事，见鬼去吧！他们之间甚至有时还不能和平相处，还要干戈相见。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但无论如何原因也有人民的一份。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其人性，人性是有弱点的，总体便表现为人民有其弱点。我们不要盲目迷信人民。
人民，在你那眩目的光辉里，隐藏着多少阴影啊！倭国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倭国人民也因此而涂上了浓厚的阴影，但这一阴影却长期被“人民”这个词的光辉湮没了。
倭国人民的战争罪责绝不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是没有的，也并不是很小的，而是很大的，与倭国统治者的战争罪责各有千秋。说倭国人民无罪，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大错案。(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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