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还未结束，人祸随即又可怕的降临了！

    面对着空前大地震，日本政府猝不及防。

    此时，日本经济正处在低迷时期。在大正“天皇”掌权的短短15年之间，日本内阁更迭达10次之多，几乎一年一换。

    地震爆发之时，日本正处在新旧内阁的交接空当之中，日本各地的起义暴动此起彼伏。候任首相山本权兵卫还未确定内阁成员名单，前任首相加藤友三郎仍在担任看守内阁首相。

    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将矛盾由地震转移到别的地方......

    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

    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平息了。

    在街头巷尾，无数青年、退伍军人组织了自警团。他们设立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大刀、竹枪与棍棒的武装中。

    而在日本的华人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浙江人黄子莲惴惴不安地挤在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的林合吉客栈里。与他一起的，总共有174名浙江老乡，他们都来自浙南地区的温州、处州。黄子莲的老家是永嘉县二十三都坑源村。

    余震还不时地发生着，大地依然在颤抖。

    晚上9点多钟，林合吉客栈的宁静被蜂拥而至的日本人打碎了。数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团”团员、警察和军人，冲进了这家小小的客栈，要求中国人立即起身，送他们回国。

    黄子莲们被赶出了客栈，日本人引领着他们在店外的空地上集合。

    突然，日本人高喊：“地震!卧倒!”

    174名中国人乖乖地卧倒在颤抖的大地上。日本人蜂拥而上，斧劈、刀砍、剑刺、钩扎，中国人的惨嚎声响彻天际，与大地的隆隆声呼应着。

    黄子莲昏死了过去，他的头部及右耳后被打开了一个大洞。同伴们垂死前挣扎扭动，一些人爬到了他的身上。在这些尸首的遮盖下，他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命悬一线之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道：“我们3人乘电缆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道：“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 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道：“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负伤83人。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

    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态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

    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

    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

    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

    但是，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

    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

    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

    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

    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与“明治精神”对立，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洋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另一个则是东方的、村社的、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

    与青年军人们相比，他们优越、富有学识、饱受社会青睐。以他们为载体，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然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从原敬内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几乎可以说，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以几任首相为例，他们大多出身军人，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

    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无比“烦闷”、始终烦闷。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

    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也是它的尾声那样，1923年，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

    而在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火”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