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听板垣大佐的！

    这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唯一一个回答！

    溥仪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的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溥仪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溥仪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贤二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自己来主持大计了吗？

    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溥仪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溥仪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

    溥仪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这时溥仪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

    在庙街问题上，国际形势日本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意见也不统一。不过溥仪已经感觉日本人对自己，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溥仪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溥仪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溥仪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溥仪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溥仪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

    上角和甘粕对溥仪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溥仪到东北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日本人目前是这里的主人，皇上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溥仪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溥仪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溥仪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溥仪，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溥仪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溥仪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溥仪！

    这样就形成了对溥仪的封锁，使溥仪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

    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溥仪和郑孝胥与日本日本人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溥仪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自己身边来，但郑孝胥说日本人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皇上。

    溥仪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溥仪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皇上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溥仪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溥仪。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溥仪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溥仪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溥仪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溥仪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溥仪。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溥仪，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溥仪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溥仪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溥仪，总之一句话，溥仪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溥仪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溥仪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

    溥仪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日本人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日本人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溥仪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溥仪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溥仪也遇过拦阻。只是在溥仪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溥仪，给溥仪祝寿！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

    当过溥仪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溥仪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

    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

    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溥仪垄断在手，用溥仪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