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招安李旦便敲定了，也让马城松了口气，李旦麾下众多枭雄人物，终究不会投靠荷兰人做带路党了。如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也是走投无路才投靠了荷兰人，祸根便是那个有勇无谋的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德川秀忠全面禁海，昔年无孔不入的倭寇做鸟售散，多半投靠了新主子荷兰人。

    此时一道圣旨招安，就算李旦不肯松口，麾下部属也多半是愿意的。有了登莱，东江镇，福建几处母港，祸害大明沿海长达百年的倭寇，摇身一变可就成了大明水师了，并且会向世界亮出明人海上探险家的獠牙。当务之急是福建，红毛舰队集结大兵压境，福建实在没有顽抗之力。

    一声叹息，周永春似是苍老了许多，他是兵部尚书责无旁贷，福建的求援信件每天几封，偏偏他这个兵部尚书无兵可援。还好福建有南居益顶着，守不住澎湖还能退守福州，红毛人大炮再犀利可也打不到岸上。澎湖失守已成定局，这是失土之罪也是明人的耻辱，可又是如此无可奈何。

    大明水师自神宗末年便已荒废，水师经费被一再挪用，追究起来又是一笔糊涂帐。揭过此事便轮到马政，兵部要从新归附的蒙古炒花一部，征调骑兵两千，战马五千匹，此事便要落到马城头上，马城欣然修书一封给宰赛部，抽调兵马当不在话下，宰赛如今已经接受了大明的册封，甘心给大明养马了。这两千蒙古骑兵自然不会交给孙承宗，是要驻扎在蓟镇拱卫京师，配合新军作战的，五千匹战马，则用于加强神枢营，三千营马队。

    诸事已毕便品酒闲聊，类似于后世左右政局的通气会。诸位都不是什么迂腐君子，请了戏班子在后园唱几出小曲，品花赏曲也是一大乐事，北地胭脂自有独特的风情，胜在肤白腿长，马城家中几女中，映雪便是肤白腿长的精品，比之江南佳丽虽少了些风情，可也多了些英气。

    数日后，袁可立极力推动，兵部上下也摇旗呐喊，招安李旦便交内阁部议，议了几天仍僵持不下，自明朝中期朝廷对海盗的政策便是赶尽杀绝，政策的惯性延续至天启朝，招安海盗仍是难以接受的，反对招安的占了上风，几日后天子按捺不住了，独断朝纲一道中旨经司礼监批红，准兵部所奏招安东海海匪李旦，赦封为都督同知，提督东海，麾下数支海盗船队以登莱，福州为基地。

    福州一部受福建巡抚南居益节制，登莱一部受东江总兵戚金节制，昭告天下。这是天启三年第一件大事，代表着大明朝廷在法理上，承认了东海海盗的合法化，还是以圣谕的方式承认了。这是一件大事，代表着大明海禁制度的彻底瓦解，海盗，海商兴起成为必然，妥妥的兵匪一家。

    朝野哗然连厂卫也弹压不住，京畿，江南读书人痛心疾首，大骂兵匪一家祸乱大明，国将不国也。然而天子已然羽翼丰满，也有了自己的主见，冷眼旁观着读书人闹将起来，最终演了一出哭庙。数百士子聚集在孔庙前，哭的呼天抢地唾沫与鼻涕横流，哭庙，可是士子对付皇帝的利器。

    哭庙，在大明朝是有传统的，孔庙，府县学宫的明伦堂就是生员士子们聚集、讨论地方事务的空间，在很多地方，士子们通过这样的聚集、公评、甚至组织行动，参与、干涉了许多地方政治事务，成为抗衡官府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万历四十四年，松江府华亭县学生范昶被时已退居在家的湖广提学副使董其昌逼死，松江府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金山卫学五学同袍齐发讨伐檄，讨伐董其昌“藐视诸生，复无状于学校”，引起社会普遍共鸣。随后接连数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

    半月后，五学生员鸣冤于府，次日引起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当日，聚集的群众拆毁董其昌家丁的房宅，晚上乘风势焚抢了董其昌的住宅，到后来事态不断扩大，民众普遍参与，连城外的白龙潭书园楼居也被焚烧抢掠。哭一场，嚎一场便成为读书人煽动百姓，抗衡官府的利器。

    马城也在冷眼旁观，妥妥的聚众闹事么，大明版本的聚众上访呀。

    官府对这类事件的态度是宽容的，上述董其昌案最后一直震动朝廷，但处理结果，也不过是将参与焚抢的骚乱者加以处斩，几名生员遭到杖革而已，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太希望得罪士子，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士子的清议，成为一种制约皇权的舆论势力，时人总结“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合亦往往采纳其言”。

    马城只是冷笑，这一招对付朝廷的利器，到了清初可不管用了，由明入清，当局态度为之一变，大大收紧了对言论的控制，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

    我大清对哭庙闹事的态度十分鲜明，只有一个字，杀。粗野的八旗王公会跟读书人讲道理么，自然不会，最著名便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我大清有力地处置了一起寻衅滋事的群体事件，抓获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闹事的名流倪用宾等十一人，两个月后，又捕获此次群体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著名文人金圣叹。

    那次群体事件事后被称为“哭庙案”。起因是有人举报苏州府吴县县令任惟初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不恤民情，将不按时交税的民众拉到县衙打板子，以至打死了一个人。消息传出后，又有人证实，任惟初自己盗卖官米，中饱私囊。于是，民情汹汹，士子愤慨，纷纷表示：“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惟初之典守自盗者也。”

    当时正值顺治驾崩，按诏府衙应设灵举哀痛哭三日。二月初四这天，一百多名当地生员学子纷纷来到文庙，以哭先帝为由聚集，旋即来到府堂，鸣钟击鼓，跪进揭帖，要求驱逐任县令。随同而至者达千余人。可见这些江南读书人读书读到，将脑子都读坏了，将豺狼猛兽当成慈悲为怀的大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