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芬家兄妹三人，不知是什么原因，舅舅和妈妈都是农村户口，只有小姨是定量户口，听妈妈说了一次，有些含糊。

    大概是，刚刚解放那会儿，妈妈家也是个小业主，但不在三水县城，而是在下面的一个镇子上做些小生意。

    后来乡下分田地，外公就同意小女儿拿了定量户口留在镇子上上学，儿子和大女儿回原籍分田亩种地，也就变成了农村户口。

    当时不知道只要是定量户口，国家就会安排工作，以为有田就不愁温饱，谁知分到手的田亩没几天又全部归了集体，吃亏吃到姥姥家了。

    说实话，黄道舟是个很称职的丈夫，他疼老婆，爱子女，吃苦耐劳，同事给半个烧饼、一颗糖他都会省下来，带给儿女吃。

    姨夫是个破落资本家的儿子，穷得叮当响还不会疼人，也不耐烦教育子女，活得没心没肺。

    但是他也和黄道舟一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惜这年头能够写一手好毛笔字的人太多了，基本上屁用没有。

    也只有在过年前帮同事、邻居家写春联时能够听到几句恭维话，满足一下虚荣心。

    一般情况下，给左邻右舍写春联的十有八九都是穷酸，还都互相不服气，都认为自己的字比别人写得好。

    黄瀚至今都记得，黄道舟就曾经不止说过一次，他的字恢弘大气比小姨夫写得好。

    那时的黄瀚不懂啊！也不会提出如“既然你的毛笔字这么厉害，为什么卖不着钱？”这样的疑问。

    也幸好黄瀚没有说过这种话，否则屁股被揍得几天都坐不稳凳子大有可能。

    说实话，这个时代在外面经常受窝囊气的父辈，回家后瞧见孩子不顺眼，打孩子出出气的比比皆是，黄瀚小时候没少挨揍。

    父母揍孩子并不表示不爱孩子，挨老子揍了的孩子也不会记仇更加不会脆弱得需要心理辅导。

    这个时代的孩子内心强大着呢，身上的淤青都没退，继续皮得讨来下一顿暴揍的不在少数。

    小姨家有个不称职的一家之主，直接的结果就是三个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强，小小年纪就都会煮饭、烧菜。

    算得上穷困潦倒的姨夫依旧附庸风雅乐此不疲，总幻想着写出东西一鸣惊人。

    可惜文采跟天赋息息相关，他写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只是偶尔有一两篇小文章在发行量一般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挣到的稿费还不够买纸笔、付邮费。

    两千年后经济水平略微好转，他还自己花钱出书，结果就跟赵本山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角色出的那本《月子》一模一样。

    现在的姨夫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没有正式工作，做临时工总是干不长，理由都是被有关系的人挤掉了工作。

    小时候的黄瀚一点点也不怀疑这样的说法，认为社会不公，老实人吃大亏。

    后来长大接触到了社会，这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姨夫自己。

    很简单，一个自认为才高八斗的临时工，现实中是个言过其实的手残，领导不待见，同事排斥，肯定是第一个滚蛋的人。

    黄瀚安慰张芳芬道：“妈妈，等‘双肩包’样子做出来你可以让小姨利用下班时间来家里帮着做，可以一天给她一块钱。”

    “嗯！小姨的工龄短工资不高，比你爸爸还要少四块钱一个月，真能赚一块钱一天，能顶一天工资，她要是知道一定乐坏了。”

    “小姨来家里帮着缝纫，肯定要用我们家的缝纫机，妈妈，你以后要学着做领导，你的主要工作是把握质量，分发布料、拉链、纽扣计算该给出的工钱。”

    “我晓得，就是不知道‘双肩包’的生意能不能做得长久？”

    “肯定做不长，但是做三五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有本钱，要不然做出来一二百只，家里就没钱买拉链给工钱了。”

    这个账黄瀚大体估算过，如果全是利用一块钱一捆的“劳动布”布头，一只“双肩包”的成本应该在两块五毛至三块钱之间。

    压货二百只就得有五百块钱左右的本金，运到沪城有成文爸爸帮忙用不着考虑运费，但是黄瀚需要时间去沪城完成销售，自己去还不行，至少要有张芳芬陪着。

    最好的销售时机应该是寒假过后开学前几天，沪城何其大也，黄瀚相当熟悉那地方，这么时髦、结实、耐用的“劳动布双肩包”，他有信心利用几天时间卖几百个。

    处处需要花钱，买间房子开个小店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这才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月的重点，做“双肩包”不急，可以慢慢来。

    张芳芬想了想，问道：“为什么不一边做一边拿到街上去卖呢？”

    “妈妈太聪明了，可是我不想在我们这儿卖。”

    “为啥？”

    “主要原因是卖不上价，次要原因是担心人家瞧上了这生意，也去‘东方红布厂’买布头，跟我们家形成竞争。

    所以只半卖半送给熟人。让人家看不到利润，暂时生不出做‘双肩包’卖钱的心思，避免张春梅妈妈难做。”

    “我明白了，我家是不是可以趁着布头好搞又便宜的时候多买些，后院你大伯家的两间房子一直空着，我们可以暂时放一放布头。”

    “妈妈，你的商业头脑绝对是天生的，这妥妥的是个金点子，屯‘劳动布’布头哪怕卖破布烂棉花也亏不了多少，以后我家肯定是能弄多少就买多少。”

    黄瀚其实就是这样打算的，见张芳芬先说出来，立刻大拍马屁，不是虚伪，而是黄瀚刻意如此。

    父母被压抑得太久了，很需要成就感恢复自信心，有了自信就不愁斗志，这年头只要敢率先做生意，想不发财都难。

    此时的中国物资紧缺，不仅仅破布烂棉花能够卖钱，连吃肉时啃完的猪骨头都可以攒起来卖去回收公司，一斤也能卖一二分钱。

    “东方红布厂”卖出布头的价格也是按斤卖，一捆足三十斤，只比卖破布烂棉花贵了不足一分钱。

    得到儿子充分肯定，张芳芬果然很开心，骄傲道：“这有什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跟着你外公做生意，我那时捆香烛比你外公麻利多了。”

    “我信，我知道妈妈做什么都比人家做得快，以后我们家的生意在你手上肯定是财源滚滚。”

    “只要政策不变，我肯定能够干得好个体户，我从来没认为做小生意低人一等，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不也是做生意卖东西吗？”

    “说得太对了，营业员做生意赚到钱根本不是自己的，跟你做生意没法比，说不定你做一个月生意赚到的钱，能够顶十个营业员的工资呢！”

    “呵呵！我也没想赚这么多，能顶他们三五个的工资就心满意足了。”

    “妈妈，‘双肩包’上拉链的尺寸不同，一共有五条，还有三个纽扣、两个口袋用松紧带收口……”

    黄瀚做的‘双肩包’没有用拉链，因为在家里根本找不到尺寸现成的拉链。

    他是用纽扣和外缝小布条做成的“纽扣眼”取代了拉练，这时跟张芳芬讲清楚了哪里其实应该用拉链。

    张芳芬属于专业人士，一点就透，她道：“徐家大媳妇就在服装厂上班，还是个小干部，我不太记得清究竟是队长还是班长。

    服装厂每年都会需要很多拉链和纽扣，有专门做这些东西的厂子，只要是说得出来的尺寸，都会有。

    我去打听、打听，可以在服装厂买，也可以问清楚了服装厂究竟是从哪儿买的，拜托人家给服装厂送货时给我家捎一些。”

    “嗯！嗯！一次性买少了价格不好谈，我建议最少以一百套跟人家谈。”

    “我晓得，能够从服装厂匀一些，可以用不着一下子买很多，如果要直接跟服装厂的协作单位买，数量少了人家有可能不理会。这事情不用你管，我用不着几天就能打听清楚了。”

    “妈妈的能力，我心服口服，等明天‘劳动布’的布头到家，一捆能够做几只‘双肩包’就应该能够估算出来了。”

    张芳芬信心满满道：“做包有个好处，许多地方的布料都不大，只要算得巧，基本上不会浪费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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