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节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闲话中国人》等,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2]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3]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4]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5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