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思谦到底比拓跋思恩的“文化水平”略高一点，当下点头道：“这个自然。”

    李行云便点了点头，用淡然如在自家品茗一般的语气道：“不错，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之。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阵之地。得其利则生，失其利则死，故曰生之地。道者，权机立胜之道。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曰不可不察也。”

    拓跋思谦的水平也就是比拓跋思恩这等文盲略高一点，这番话前头还听得懂，到了后面，纯属一头雾水，但听这位李书记说得这般之乎者也头头是道，想来多半都是圣人说的话吧，自己不能不装作知晓。只好干咳一声，继续点头：“不错，不错，正是如此。”

    哪知那李行云一听，忽然沉下脸来，斥道：“然则诸侯之征伐，亦当上奏天子，奉敕书而行，何况一地节帅？今河东并帅大王身为天子族亲，国姓宗室，出镇北京(李唐北京乃指太原)，身份何等贵重？地位何等崇高！你家节帅擅出大兵，东行至此，已然是蔑视朝廷尊严，不察并帅神威，如盲人瞎马，已临深渊之前，再不思幡然悔悟，将来并帅请旨，十万大军横扫河套就在眼前！尔等何不自悟！”

    场中诸人都被骂得一愣，过了几个呼吸，拓跋思恩才反应过来，怒道：“你家节帅当初攻伐赫连铎之时，难道是请诏奉旨而行的？怎的单说我家！”

    李行云冷然一笑：“某家节帅大王讨伐赫连铎，出兵之际已然上书朝廷，阐述出兵之由。只是当时朝有奸佞，蒙蔽圣听，这才使得陛下下旨讨伐。然则某家节帅大王擒孙揆，败张浚，各路诸军无不望风溃散……最后终于使圣人知悉其忠贞，看穿奸佞之虚伪，贬斥张浚、孔纬等辈，恢复大王名誉官职。这一切，与你家节帅有何相似？哦，某倒是差点忘了，那望风而逃之军，似乎也有定难军一份吧？”

    这一次，不仅拓跋思恩，就算拓跋思谦也怒了，沉声道：“前次天子相诏，某家节帅不得不往，然则某等并不欲与并帅为敌，这才未经交战，便即撤走，难道贵使便以为是某家定难军怕了你河东军不成？”

    这句话说得拓跋思恩很是振奋，当下喝道：“正是如此！某家雄踞河套，括地千里，精骑十万，怕得谁来！”

    李行云哂然一笑：“当初先蒲帅王重荣与田令孜爆发盐池之战，沙苑一役，某家并帅精骑来援，你家节帅却是奉了田令孜之命而去的，结果一战之下，如何？几乎是仅以身免！难不成区区几年过去，拓跋家便将这等大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不成？”

    所谓河中盐池之战，实在是晚唐十分重要的一战。光启以后，大唐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

    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的历史也证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注：1】

    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注：2】

    李晔即位后会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也未尝没有这层关系。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有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

    但此战结果已经不必再说，虽有张濬亲领大军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

    撇开朝廷和朱温等不谈，只说定难军的话，之所以河东大战讨伐李克用的时候，他们出兵很积极，但进兵很不积极，也就是因为拓跋氏与李克用早已结仇，而偏偏又深深忌讳李克用兵精将强，难以为敌，才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

    现在李行云把河中盐池之争而导致的沙苑之战摆出来，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同时涨红了脸，拓跋思谦沉声问道：“贵使今日前来，便是来说教与嘲笑某等来了？倒是不烦尊口，某等来日进兵，与尔等一决死战便是！”

    李行云拱手道：“某言止于此，至于听与不听，皆在二位。告辞……且慢，某家军使言，两家俱为国姓宗室，见面不可失了礼数，因此命某携佳丽二人，赠与李思谦将军，又有上好横刀一口，赠与李思恩将军。二位将军，告辞。”

    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各自一怔，刚才还说得凶巴巴的，只差就要当场动手抓人，怎的他走的时候居然又代表李存曜送上礼物来了？

    旁边一人忽然道：“嘿，神木寨果然可以攻取了。”

    拓跋思恩奇道：“为何此时这般一说？”

    那人道：“那李存曜既然送来佳人神兵，必然是不愿与我定难军交锋，然则这位李行云掌书记偏偏说了那许多狠话，为何？无非是李存曜所作所为，连他麾下之人都看不过去了，都在找机会为他弥补，诸位说说，这样的神木寨，还不能攻取吗？”

    众人立时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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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注2】：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此后，李克用一直支持王珂，以固河中，直到朱温在争霸中逐渐占得上风，夺取河中为止。

    第093章 守城之术

    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他只身赴敌营，连哄带打一番，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远处一处山坡背面，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您老倒是快点走啊，背后那是狼窝，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救还是不救？”

    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

    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一名将官摆了摆手，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

    “去回禀将军，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毫无逃走之状，身份当无异常。”那将官沉声说道。

    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匆匆去了。

    李曜走得远了，过了山坡，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这才有些紧张地道：“军使，某虽浅陋，亦曾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说，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

    李曜刚换过马，听了这话，笑道：“大王每临战事，常率轻骑，驰骋纵横于军前，某为大王之子，更不能稍有示怯。再者说，此番出使，某是有把握的，并非胡乱为之，国宝不必担心，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取得一次大胜，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

    史建瑭听了，不好多劝，顺着李曜的话头道：“守城的准备方面，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军使可以放心。”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做准备。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x0.4米x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军要求非常严格，近乎残酷，修建好的城墙，他命人以铁锥检验，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六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完全可以和现代水泥相媲美。

    不幸的是，这座城目前正在拓跋氏手中。而李曜所需要坚守的神木寨，只是折家以其微薄的能力打造的一座山间小土城。

    当然，统万城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譬如当初安史之乱，李光弼镇守太原时，叛将史思明的大军将至，如果要对方圆40里的太原城进行加固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他一边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一边命人将挖掘的壕土做成几十万个土砖坯，命令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破坏，就用土坯补上。

    李曜到达神木寨后，一边是安排那些迷惑性的动作，一边则是暗中对这座不算大的小城池进行改造。他的改造方案，都是有的放矢的，结合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城池防御经验。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

    李曜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对神木寨的城池设施进行改进的。这符合宋朝时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李曜在马面之上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这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他又命人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神木寨本是小城，但由于沿河五镇地处紧要位置，折家对其防御还是很下了工夫的，居然筑造了瓮城。

    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是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如此，李曜在小小一个神木寨，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

    其实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却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当然也与城址的地理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依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古代战争史上，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钓鱼城与襄阳城，就颇能说明问题。

    李曜如今这座神木寨，与襄阳城相比从大小上自然完全没有可比性，就算比钓鱼城，也小了许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少设施在李曜的督工赶造之下，还是很快建成。至于地理位置，神木寨除了粮食的自给自足方面不如襄阳城与钓鱼城，其余一些方面，倒是很可一比，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正因为这些准备工作基本都已就绪，所以李曜今天才会亲自假作军中幕僚，前往定难军大营激怒对手，使得他们不得不发兵来攻，而且是大攻特攻，拼命的攻。至于李曜最后偏偏又送上礼物，那却是另外的考虑了。那两名佳丽，原是失了族人的党项小族之人，辗转来到神木寨操持皮肉生意。李曜派人去找来她们时，她们一听是要将她们送给拓跋贵族，喜不自禁，连连感谢。至于横刀，李曜麾下配备的横刀随便找一把，就能拿去跟拓跋思恩说“此乃神兵利器”。送他们二人这些礼物，正是要他们“猜到”李曜军中军心不稳，因为惟其如此，他们才会更加放心的来攻伐，毕竟军心不稳之下，再坚固的城池，也说不定能一战可下，谁能放弃这种机会？何况是被李曜各种手段迷惑了这许久的定难军高层？

    眼下李曜所要做的，就是再次清点和临时督造防守利器。只可惜火药类的产品如今还没有多少进展，否则李曜一定不介意从城楼上以炮车来发射点燃的火药包……当然，现在虽然没有火药包，甚至手榴弹也没能制造出来，但军械监对于守城利器床弩的改进，李曜经过多次检验，还是很放心的，他相信他引导那些工匠大师们进行的连发床弩，一定会让拓跋氏非常非常满意……

    第094章 神木之战(上)

    拓跋氏的行动果然不出李曜意料之外，第二日便突然渡河，三面包围了神木寨。渡河之时，定难军中还有人担心李曜对他们半渡而击，因而又是派出先遣军抢占滩头构筑阵地，又是加快速度全力渡河，滩头那边的探马派出去整整二十拨，就是担心李曜有埋伏。结果当然是虚惊一场，李曜根本不打算拿自己手头这仅仅千余兵马在拓跋氏气势仍盛之时去半渡而击，那样虽然也有可能造就一场胜利，但彻底击溃定难军肯定做不到，顶多是击溃其先头部队，然后定难军若要退却，则李曜无力追击，定难军若要全军渡河争胜，李曜也只能一击即走，这样反而还暴露了李曜敢于跟他们开战的真实想法，使得前功尽弃，殊为不智。

    李曜的决定得到了麾下诸将的支持，当然这不奇怪，再想立功的人也会考虑一下兵力对比，神木寨全部守军只有一千，能调动出去伏击的最多七百骑兵，拿七百骑兵去打人家定难军一万三千，这个比例只怕就算交给李存孝领兵，都得好好考虑一番，毕竟拓跋氏的定难军虽然现在还比不上西夏建国那会儿精锐强大，但总比朝廷的神策军好一点，既然是这样，打起来就还是得小心一些为佳。须知现在是敌强我弱，定难军哪怕损失三五千之多，其兵力仍是李曜十倍，而李曜哪怕损失三百，这场仗就已然输了一半，甚至很可能是一多半。

    神木寨小城，方圆不过五里地，定难军三面围城，兵力也算足够。

    这一日炎阳当空，风热如火，山城四周树木早已被定难军砍伐大片，用以树立栏栅辕门、箭塔楼台，可远处的夏虫鸣叫，仍清晰可闻。

    离城墙五里左右，定难军全军出动，列阵蓄势。

    军前，一员将领骑在马上，对领军列阵前军的拓跋思恩道：“五将军，李存曜那小儿，只怕早被俺们吓破胆了，连俺们渡河之时，也没敢派出一兵一卒。对这等怯弱之辈，末将请命，上前劝降！”

    拓跋思恩眯着眼睛，一边打量着远处城墙上的城防，一边心不在焉地道：“他若想投降，早就降了，何须等到今日？”

    那将领不服道：“那李存曜就是个新兵蛋-子愣头青，但毕竟也是李克用的养子，但有一丝希望，他自然也是不愿投降的。可如今情形却又不同，我拓跋家万余大军已然将他这小城团团围住，而据探马报知，李存曜手中最多不过一千兵马，这点人哪里守得住？现在去劝降他，虽然少了点战功，但却可以保证俺们拓跋家不损耗半点实力，这正是最划算的买卖！须知如今俺们拓跋氏虽然是八部之首，但野利氏他们实力也不算太弱，若是俺们在这里伤损太大，那几家可都不是什么善茬，到时候未必不会心怀叵测，蠢蠢欲动。”

    拓跋思恩闻言微微动容，沉吟一下，道：“四兄毕竟是主将，他还尚未传令下来，某若派你上前，只怕四兄心中不喜。”

    那将领有些不屑地撇撇嘴：“四将军？他自然是不急的，李存曜送了他两个婊子，今早出兵他都差点起不来，这种人如何做得主将……”

    “咳！”拓跋思恩虽然听得很是欢喜，但却不好表明，当下干咳一声打断，然后道：“你是某帐下的人，自然这般说法，别的人可未必这么看，大兄那边也未必这么看，你就不要到处乱说话了。至于劝降……此事并非作战，你既然是这般看法，那就去试试也好。”

    那将领大喜，右手捶了一下自己左胸，应诺道：“拓跋海领命！”

    当下也不带人，就这么一夹马腹，单骑冲出阵中，朝神木寨东门而去。

    却说神木寨东门这方，城头上看似仍是与寻常无异，但马面之后，放置了六架宽足丈余的大型床弩，这六张床弩是分散放置，从所对应的角度来看，射击范围呈半环形。越是正对着城门冲击的敌军，肯定越受床弩“照顾”。

    床弩之外，城楼上叉竿、飞钩、夜叉擂、狼牙拍、擂石、擂木俱全，而每一堵城墙后面，也都埋放了至少十个地听。

    所谓地听，就是一种听察敌人挖掘地道的侦察工具。此物最早应用于战国时期的城防战中。《墨子·备穴篇》记载，当守城者发现敌军开掘地道，从地下进攻时，立即在城内墙脚下深井中放置一口特制的薄缸，缸口蒙一层薄牛皮，令听力聪敏的人伏在缸上，监听敌方动静。作为“后来人”，李曜知道这种探测方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敌方开凿地道的声响从地下传播的速度快，声波衰减小，容易与缸体产生共振，自然可以据此探沿敌所在方位及距离远近。据他在军械监议事时得到的报告，此物可以在离城500步内听到敌人挖掘地道的声音。

    其实古代战争中，城防设施常常把地听的设置作为重要的一项，城内四周每隔一定的距离挖一口深井，一般井深两丈，放一口鼓形新瓮，听者可在井中托瓮听之，所以又叫“瓮听”。看过电影《地道战》的同学也许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镜头：日本鬼子为防备抗日军民把地道通向他们的据点下面，就在院子里深置一口大缸，侦听地下的动静。其实这便是古代地听的用场。

    李曜对此仍是那个观点：古人不缺智慧，只缺制度。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能让那些能工巧匠发挥才智，火药本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发扬光大又有何难？进化到热兵器时代算什么难题！难题只在于如何让儒家思想不成为科学发展的桎梏而已。

    此时的李曜，正顶盔贯甲站在城门之上——其实在古代，主将这样站着是个很危险的活计，一般重要将领不会干这事——但李曜毕竟是被电视剧荼毒的一代，今日守城第一战，他下意识就冲上了这个位置。站在城楼上昂首挺胸，自觉威风凛凛。

    原本他只是犯二，但因为最近几天他的手段层出不穷，而定难军的反应果然全如他之所料，因而他麾下诸将以及折嗣礼、折原平二人都没敢以为李曜是不知道这常识性的一点，只道李军使胆魄雄浑，丝毫不把拓跋氏万余大军放在眼中，因而除了分守南北二城门的张光远、刘河安二人之外，大伙儿居然都颇为振奋。

    毕竟是在古代战场，主将的任何一个举动都是直接牵连军心士气的。

    其实李曜虽然有些胜过古人的知识，但真正作为主将守卫一城，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因而此时此刻，他也有些不清楚该做什么了，似乎就是等着人家打过来，自己就按事先布置的手段，一一反击吧？

    那现在干什么？

    李曜轻咳一声，没话找话地指着城下的蒺藜和鹿角木问道：“这些东西经过一战，必然被毁去大半，城中可有足够储备了？”

    一般城池在护城壕外，会设三四道人工障碍，主要有蒺蔾、鹿角木、陷马坑、拒马枪等，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敌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近前。神木寨乃是山城，护城壕是没有的，但这不妨碍蒺藜和鹿角木的布置。

    蒺蔾有木蒺蔾和铁蒺蔾之分。木蒺蔾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果实外壳有坚硬的刺，作战时常常就地取材，将它收集后洒于敌军必经之路，用以刺伤敌军人马脚部。铁蒺蔾自然是人工打造的“仿生”武器，具有同样的功能，不过更结实，且能循环使用。《墨子》一书中，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指出除了在城内要储存外，在地道的进出口和门户都应设置，以防止敌人偷袭。李曜接手军械监后，河东铁产量大增，铁蒺藜的制造自然也比较多，他用起来也不心疼，只是担心这次来神木寨所带的铁蒺藜是不是足够而已。其实在城外防守方面，与铁蒺藜相似的还有铁菱角，主要是部署在水较浅的壕沟，或是近城的溪流塘陂，以防止敌军涉渡，但既然没有护城壕，这东西自然就没了作用。

    鹿角木是状似鹿角的木料障碍物，分为树枝类与树干类两种，长达数尺，其中一端插入土中一尺多，其目的也主要是用于阻挡骑兵，有点像近现代战争中布防常用的铁丝网。这种阻滞装备发明于汉代，三国时期魏军曾大量运用于守城。此物的作用，是用来迟滞敌军骑兵的行动还有陷马坑，一般设置在敌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门的内外两侧，呈巨字形或亚字形排列，坑中底部布满削尖并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坑上以刍草或种草苗覆盖，藉以欺敌。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机桥的陷阱装置，主要是部署在壕沟上，平时与正常的便桥无异，但当有敌军攻城时，则可将栝木取下，敌军一践踏桥面，桥就立刻翻覆，同样因为神木寨没有护城河的原因，这东西也就没有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