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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丁日昌在马新贻遇刺前离开十分可疑。王家璧为此再次上奏说:“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日昌赶赴天津是有意要避开嫌疑。

    尽管丁日昌有种种证据,可以证实他确实因公事才离开两江,并非刻意制造不在刺杀马新贻现场的证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扬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语满天飞,丁日昌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尤其是他到达天津后,奴相毕露,更加明目张胆地卖国求荣,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被人称为“丁鬼子”。天津人还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他在江苏巡抚位上种种贪污丑行。

    丁日昌看到时论的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急忙离开天津,火速赶回苏州。回去后也是如坐针毡,见到曾国藩始终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实在按捺不住,上奏请求朝廷敦促两江总督曾国藩尽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军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国藩的幕府和亲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国藩来江宁主持刺马案,局面会对自己更加有利。不过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国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忧叹的时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广东老家丁母忧。朝廷下谕旨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漕运总督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此时,曾国藩正在回任两江总督的路上。

    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马主谋尚待商榷外,其他均为真事,顺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讨论的说法,看起来较为可信。尤其曾国藩先是推辞两江总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迟迟不到江宁,态度之暧昧,实在令人起疑。由此一来,“督抚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雾。

    又有传闻说,在马新贻被刺前几天,江宁府衙门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还盖着大印,不过印文模糊,看不出来是哪个衙门所发。把门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门房。门上接收后先登记在册,再送进位于内署的签押房——这里是马新贻日常办公的处所。马新贻打开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别无一字,只画了一匹死马。他醒悟过来后,立即派人赶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来人却已经不知去向。

    日复一日,刺马案的头绪也越来越多,盘根错节,牵涉太广。仅以上五种传闻,就牵扯上了回王、湘军、天地会、洋教士、陈国瑞、醇亲王以及丁日昌。

    从曾国藩的角度看来,五种版本中,“渔色负友”说和“私通回匪”说如果是真的,将有损马新贻声誉,朝廷和马家人都不会满意,因此无须追查;如果是假的,当然更加不必追查。“为天地会复仇”说牵扯到了湘军,他也绝对不会追查。“洋教”说牵扯到洋教士和醇亲王,情节更是复杂,讳莫如深;他曾国藩一生就败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亲王不仅是皇叔,还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当然更加动不得。至于“督抚不和”说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马主谋,那丁日昌为什么要在刺马前一天赶到天津?他曾国藩不是有极重的同谋嫌疑么?所以,此说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结,只会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还是之前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最为妥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再追查,仍照张之万、魁玉奏报所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上奏。

    柒、结案

    关于刺马一案,张之万、魁玉、曾国藩、郑敦谨四位大员反复公开强调说:“毫无确供。”既然没有准确的口供,为什么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给张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对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大加训斥,十分不满,等看到曾国藩几乎相同的奏结后,她终于明白了,刺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这口气必须得咽下去。她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以及稀里糊涂的审案结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终于发出了谕旨,正式肯定曾国藩、郑敦谨的奏结,以“张文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案。这份漏洞百出的奏结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在江宁小营刑场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马新贻四弟马新祐为了增加张文祥的痛苦,特命刽子手用钩子钩肉,钩一下割一下,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才割完。在残酷的处刑过程中,张文祥始终未出一言,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他的名字却在史籍中被刻意改为“张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盗的身份,有蔑视他的意思。

    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人。张文祥的儿子张长福时年十二岁,也受到牵连,被阉割后发往新疆为奴。其女张宝珍、张秀珍因许嫁已定,并不知情,各归本夫。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因疏于防护,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把总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职罪名被斥革。

    马新贻被运回山东菏泽老家安葬。对于他的身后事,朝廷也极尽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亲赐祭文、碑文;谥“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在江宁、安庆、杭州、海塘、菏泽等地为其建造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如此生荣死哀,实为晚清督抚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无论如何,随着马毓桢扶柩离开,马氏在两江再没有任何势力。

    随后,曾国藩具折奏请为已故督臣马新贻于本籍建祠,奏折中称赞马新贻“家世谨厚,矜式乡闾。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为人谨慎,从不轻易褒贬人,对一个从来就没喜欢过的人,突然出这番赞语,实在叫人起疑。因为他和他的湘军是刺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怀疑是刺杀马新贻的主谋。

    空前绝后、轰动一时的刺马案以张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议论纷纷,均说刺马一案必定别有隐情,不能公宣于众。从始至终参加会审的孙衣言为马新贻写了一篇神道碑铭,里面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背后隐情尚未查清。

    孙衣言碑铭一出,舆论大哗。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后,此刻也无力回天。审案已经长达八个月之久,前后介入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位,依旧是最初模棱两可的结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实在难以预料。只有息事宁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书郑敦谨的行为。他在张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江宁,明显表示出对定谳结果的不满。曾国藩赠送他二百两白银作为路费,以曾之为人,这已经是很慷慨了,还特意声明这银子出自廉薪。不料郑敦谨一点都不念旧情,分文不取,银子全部退回。倒是随行的两名郎中伊勒通阿、颜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两银子。郑敦谨离开江宁之时,曾国藩率众地方官员到江边相送。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郑敦谨一改常态,愤然登船,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只留给江宁人一个萧然而苍凉的背影。

    离开江宁后,郑敦谨的心绪并非就此平复下来,心头百般复杂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惭愧,又是不甘。他到达清江浦后,会见了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便刻意停留了几日。不久,张文祥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来。郑敦谨勃然变色,声称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长沙去养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并代他辞官。

    郑敦谨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师交旨要重重治罪。两名郎中极力劝阻,却丝毫不得要领。追问郑敦谨辞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正是当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招致朝野唾骂之时有感而发的话。

    当日,郑敦谨不计后果,坚持坐船回了长沙。他本是带着雄心壮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来,然而形势始终比人强,尽管他有“铁面无私”的美誉,却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屈服在形势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满腔愤懑地离去。郑敦谨历有名绩,《清史稿》对此评论说:“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复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郑敦谨离开后一度十分恼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马新贻是一个,郑敦谨又是一个,这还像什么话。还是恭亲王奕?代为圆场,慈禧太后这才没有追究郑敦谨的责任。此后,郑敦谨始终不再出仕为官,孤灯衾影中,只剩下绵绵不尽的自惭与叹息,直至最后终老于乡里。

    郑敦谨的两个随员回到北京后,结局也令人困惑。满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乡,“给全俸”颐养余年;汉郎中颜士璋则被外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不久即回籍赋闲。

    颜士璋回到老家后,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跟随郑敦谨赴江宁审案的全部过程。他的曾孙颜牧皋曾经看过这本日记,说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刺马案肯定与湘军有关。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孙子郭公铎说:“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二话如出一辙——马新贻表面死于流浪汉张文祥之手,其实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对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李鸿章曾感叹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指同治七年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事),或谷山(马新贻字)僻在海滨(马新贻原任闽浙总督),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说,马新贻接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

    而一度被怀疑是刺马案最大主谋的曾国藩则稳坐两江总督宝座,直到两年后死去。两江总督宝座从此长期掌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最终并未割据分权,但“重地方、轻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国兴起,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汉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权威极大地被弱化。能令这些汉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并非所谓的盖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间接掌控的庞大的地方军事力量,曾国藩如此,李鸿章也是如此。湘军和淮军的出现确实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统治多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湘军、淮军首脑人物也借此进入了中央要津,开始左右政局,由此开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直到民国初,割据中国的军阀无不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无论马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马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朝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但慈禧太后也不是没有丝毫的报复行为。最初郑敦谨到达江宁主持审理刺马案,有人赶来暗示他,万一张文祥胡乱指认湘军将领该怎么处理,其中特别提到了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黄翼升的水师军纪极坏,但有曾国藩的庇护,一直安然无事。曾国藩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后,慈禧太后急不可待地拿黄翼升开刀。不过这次她学乖了,没有派出什么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选派了另一湘军将领彭玉麟出马,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与亲戚之女梅姑有白头之约,但后来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后虽然仕途显赫,但一有闲暇,便要画梅花。“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也是如此,表示无忘梅姑。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时,他一共画了十万多幅梅花图。

    彭玉麟为人颇有正义感。跟郑敦谨一样,有“铁面无私”之称。他奉旨巡视水师,发现长江水师确实问题严重,首当其冲的就是提督黄翼升。黄翼升自知曾国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伤病为名,主动上疏请求辞职。上谕不久即到,严厉斥责黄翼升,准其革职,黄翼升从此失意于官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黄翼升才由光绪重新起用为长江水师提督,不久便死于任上。此刻,清朝灭亡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捌、刺马大事记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调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闽浙总督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以福州将军英桂为闽浙总督。

    七月二十二日,以曾国藩调补直隶,长江水师系属初创,恐黄翼升一人不足资控制,著彭玉麟于百日后迅赴江、皖,会筹水师事宜。

    八月初五,命马新贻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丁日昌帮同办理。

    十二月二十三日,马新贻奏:苏省荒废田地,设法劝垦招领,请酌定年限宽免钱粮。著照所请,以各项情形不同分别年限,暂免钱粮,俾编民早得复业。

    是日,马新贻又奏:现在应办最要者六条: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谕令其实心实力为之,勿骛虚名,勿求速效。

    同治八年

    三月二十日,兵部议复曾国藩酌改江苏水师营制事宜,江苏水师改为内洋、外海、里河三支;江宁设立船厂,按年轮修战船,轮船应由上海船坞整理;水师专以管船为主,其无船之弁兵,一律裁撤。从之。

    四月初七,以湘军兵变,刘松山未能预防,著革职留任。

    四月十九,以陈湜留任山西防务,诏免发遣。

    (七年春,犯畿辅。湜以疏防褫职,遣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发生。

    六月初十,曾国藩到达天津处理教案。